生境与希望:从躺平无为到照亮世界的数字游民’ Refined version: ‘Living Environment and Hope: From Lying Flat to Illuminating the World as Digital Nomads

'生境与希望:从躺平无为到照亮世界的数字游民' Refined version: 'Living Environment and Hope: From Lying Flat to Illuminating the World as Digital Nomads'

数字游民:探索现代文明的新生活方式

当前的社会就像阿伦特在上世纪60年代所预言的“劳动—消费”社会,现代人生活在“挣钱—消费”的快节奏循环当中,流水线式的生产活动高效地把自然物转化成人造物,如果保持这种加速发展的趋势,现代文明显然是不可持续的。与此同时,社会结构越来越僵化,如果不对底层的生产逻辑和分配逻辑进行反思和讨论,要减缓这种趋势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在这样的局面下,数字游民的行动或许能够带给我们一些启发。

在《区块链的野心:反凯恩斯,公共生活和超人类主义》中,歪脖三观顾问团成员、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副教授胡翌霖描述了凯恩斯主义、代际矛盾和虚无主义之间的关系,凯恩斯主义引发了一种世界化的“寅吃卯粮”活动,在把上代人的债务转移给下一代人的同时让具体的债主隐匿了身形,酝酿出了日益加深的代际矛盾和虚无主义。

代际矛盾和无主之债

代际矛盾的复杂性在于,馈赠与债务以非对称的方式结合为一体,下一代人在领受来自身边长辈的馈赠时,不得不承担整个上一代人留下的债务,或者说烂摊子。年轻人的痛苦就在于,馈赠是看得见来源的,而债务则是从天而降的。长辈给我们提供生活所需的衣食住行,供我们读书买房,尽可能满足我们的愿望……在任何意义上,我们都需要回应长辈的恩情。另一方面,无论是近在眼前的信息茧房、金融泡沫、社会结构僵化和气候变暖,还是更遥远的能源危机、物种灭亡,又或是更加隐蔽、更加迫在眉睫又更加致命的学术的工业化,对于年轻人来说,都是从天而降的,属于“无主之债”。

这笔无主之债是如此沉重,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根本不愿意提及,不愿意涉身其中。然而,这笔无主之债又影响了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成为了我们每个人不愿提及又无法遗忘的生存背景,无主之债作为实际存在的债务,终归是要有人承担的。

这就是社会底层痛苦的根源,也是中产阶级焦虑的根源,他们不得不用自己的汗水来承担这笔无主之债,与此同时,他们的劳动又是异化后的劳动,他们无法像马克思说的那样在劳动中照见自身,也无法在劳动中自我实现,甚至一边劳动一边生产更多的无主之债。中产阶级之所以焦虑,是因为一旦沦为社会底层,他们的后代就要来承担这笔无主之债,而一旦沦为社会底层,无主之债缠身,再想要实现阶层跃迁就更加困难。

所谓内卷,根源上其实出于对无主之债的逃避,为了逃避无主之债,家庭就需要设法巩固自身所在的阶层,就需要设法实现阶层跃迁,就需要顺应旧的阶层秩序,为争夺有限的现成岗位而激烈竞争,在竞争中投入大量精力和时间。当今社会,生产力已经能够满足人类的日常所需,大多数岗位其实已经不再关涉实际性的生产,而仅仅是用来维持阶层秩序。这种维持是必要的,因为每个人都活在旧的阶层秩序当中,如果这种阶层秩序出现动摇,绝大多数人会感到担忧,这种担忧不是来自具体的问题,而是来自不确定性本身。在这个意义上,阶层秩序就像游泳池里的水,不断给生活在其中的人提供阻力,但离开了它大伙儿也没法游泳,由于泳池大小有限,“下饺子”就难以避免了。

一旦阶层秩序固化严重,新的职业岗位也难以诞生,因为新的职业岗位总是会带来新的关系,新的关系又意味着不确定性,哪怕新的关系可能让整个世界变得更好,也总是会受到旧有阶层秩序的抵制。这也就是所谓的社会僵化:大量僵尸岗位为了维持自身的存在仍然遵循旧时代的逻辑、按照旧时代的形式做事情,即使这些事情在新的技术环境当中已经几乎丧失了意义。与此同时,新岗位难以诞生,有的新一代苦学数十年,最终的目的就是挤破头钻进旧的僵尸岗位当中,从而避免自己沦为社会底层;有的新一代明明掌握了新的知识领域,社会却无法提供相关的岗位。旧有的岗位总是有限且稀缺的,于是竞争就是不可避免的,竞争行为本身又进一步巩固了僵化社会的结构,使得社会结构的转型更加困难。在这样的过程中,无主之债不但没有得到偿还,反而不停增加,于是我们的竞争就日趋激烈。

因此,整个社会之所以内卷,并不是没有人能够做蛋糕,也不是能做蛋糕的人不想做蛋糕,而是由于许多人不愿意接纳新生事物,千方百计地阻挠那些能做蛋糕也想做蛋糕的人不要做蛋糕,就像道格拉斯所说的:“所有在我出生之前发明出来的东西都是理所当然的;所有在我15–35岁之间发明的东西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所有在我35岁之后的发明都是反人类的。”

所幸,我们迎来了一个时代的节点,这个节点的标志就是:“躺平”现象出现。躺平现象之所以能够出现,是由于很多人已经对内卷有了高度自觉,意识到了用于内卷的时间和精力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共同回应无主之债的时间和精力。躺平说白了,就是拒绝内卷,拒绝做僵尸工作。这个节点的出现,意味着在接下来的20年,我们的文化或许将按照“离火九运”的趋势发展,整个社会将逐渐从竞争型社会转化为合作型社会。

如果说躺平是以无为的方式回应无主之债,那么数字游民就是以有为的方式回应无主之债,即便很多数字游民尚未产生这样的历史使命自觉,但他们实际上已经在如此行动了。

数字游民与社会实验

数字游民(Digital Nomads)最早由前日立公司的CEO牧本次雄在他1997年出版的《Digital Nomad》中提出。按照牧本次雄的说法,所谓数字游民,指的是“通过互联网赚取第一世界水平的收入,却选择生活在那些发展中国家物价水平的地方”的人。这种提法存在很严重的哲学后果,在现实中表现为“地理套利”行为的出现。正如木子童所指出的,牧本次雄大概从未想过有一天数字游民会被斥为“新殖民主义者”。比如,在墨西哥、委内瑞拉、哥伦比亚、葡萄牙等许多国家,数字游民的活动都激发了当地居民的反对,原因在于他们抬高了当地物价,破坏了当地的经济秩序,使得当地生存资源被迫变得紧张。

与这些负面案例不同,在国内,数字游民展现出了良好的素养与德性,源源不断地创造着美言嘉行,通过自己的言说和行动改变着弥散在世间的愿力结构,消解着凯恩斯主义遗留给我们的诸多妄念。

一个典型的案例是DNA创始团队,他们不仅在现代技术环境中探索人类可能的存在方式,而且通过“数字游民接管计划”,让参与者用图文的方式记录自身的探索经历,从而会聚了不同人的视角与经历。比如,梁梦梦在DNA所提供的公共生活中,让人重新找回人与人之间的熟悉感觉。在这种公共生活中,重视人际关系大于重视做事,人与人之间相互分享经验,每个人都能尝试做一些新鲜的事情,比如滑滑板、弹吉他、甩战绳、办展览……大家相互鼓励、相互激发。

DNA数字游民

来源:DNA数字游民

这种公共生活如何可能呢?一方面,是由于大家每天生存所必需的物资是非常有限的,现代社会能够很方便地提供这些必需品,让人们拥有了闲暇时间;另一方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相对自由的,没有预先规定的等级秩序,所以大家在聊天时就比较放得开,聊开了就容易投缘,投缘了氛围就起来了,氛围起来了大伙儿就容易进入状态。从养生的角度来看,这种状态就类似于黄元吉所说的“朋友聚谈,相契天怀,忽然阳气飞腾,真机勃发”。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最近刚刚启动的面包树“逃跑与躺平计划”。面包树花园提出了“躺平三要素”,成立了投资学创营、食物自由营、精神成长营。投资学创营通过网络建立与周遭经济秩序的关系,食物自由营基于食物森林理论和朴门永续理论(permaculture,效法自然的永续发展方式,持续观察自然并积极互动回应,满足人类的食物、能源、住所等各种物质与非物质的需求),满足大家的生活物质需求,精神成长营关注大家的精神生活和精神发展。

面包树花园

来源:面包树花园

在精神成长营,大家则沿着两条路径展开交流,一条是解构之路,他们用哲学、历史学、人类学、现象学、逻辑学、心理精神分析等学科的资源解构掉一些固化的认知概念和混沌不清的情绪;一条是建构之路,参与者从身体、事业、感情、艺术、教育、新生命系统等多个学科的视角出发,自由探索关于生命成长的可能性。

可以发现,面包树其实不是在真正的躺平,他们只是打着躺平的旗号来做社会实验,这个社会实验的基本范式就是在一个小生境(niche)中探索人类文明的可能存在方式。

小生境原本是一个生态学术语,又称生态位、生态龛或生态栖位,是一个物种所处的环境以及其本身生活习性的总称,比如大象的小生境就包括了大象的觅食的地点、食物的种类和大小、大象自身的生活节律。环境与物种的生活习性是交互构造的,比如大象的生活节律和大象所栖居的环境是息息相关的。就像大象一样,我们人也依赖环境而生活,我们的生活习性也被环境所塑造;与大象的区别在于,我们所生活的环境是技术化的环境,我们拥有创造环境和改造环境的能力,我们所创造的环境将影响我们以及我们后代的生活习性,我们当前的生活习性其实也是由我们的上代人或者上上代人创造的环境所塑造的,比如现在的小孩几乎都会玩手机,就是因为他们生活在手机触手可及的环境当中。

不容忽视的事情是,整个环境总是先于我们出生就已经在此了。在现代社会,我们所面对的问题不仅仅有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也包括更复杂的问题,因为我们处于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在全球化的时代中,我们除了需要关心个人生活的多样性与生活记录(就像DNA创始团队做的那样)和环境的可持续性(就像面包树花园的食物自由营做的那样),也需要关心世界秩序问题,毕竟,自从原子弹诞生以来,文明的毁灭就成为了一块笼罩在所有现代人头顶上的乌云。

数字游民同样用自己的行动和言说在回应这样的问题。在2023年3月-5月,以太坊联合创始人Vitalik在黑山发起了名为Zuzalu的快闪城市实验,这个实验会聚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0位居民。歪脖三观顾问团成员、SeeDAO 发起人唐晗也曾撰文总结,在一个自组织的新社区当中,参与者在原本秩序中的身份差异和对立被削弱了,大家可以解开秩序的束缚,在不预设立场的情况下展开自由的辩论、结社、反对和建设。身份对立的削弱对于和平来说非常重要。在过去,战争之所以会爆发,是因为我们总是生活在一个对抗的世界当中,总得选边站,不是A边就是B边,而A和B构造了潜在的敌对关系,如果我是A边的人,就只需要关注A边的利益,而不用管B边的死活。可是,如果我们选择忠诚于一个局部的概念而不是整体概念,潜在的敌对关系就恒常存在现实化的可能性。在Zuzalu这场社会实验中,大伙儿发现了脱离身份限制,重新回归到“人”的可能性。

毫无疑问我们都是人,都共同生活在世界之中,所以我们之间最重要的事情并不是分蛋糕,并不是在无意义的竞争当中消耗时间和精力,而是联合起来做蛋糕。

值得注意的是,互联网已经改变了蛋糕的形式。物质意义上的蛋糕是有限的,无法轻易复制的,每一份蛋糕都是在消耗世界的持存性,这种消耗如果超过了世界之再生性,那么文明就是不可持续的。互联网能够提供精神意义上的蛋糕,这种蛋糕的制作与复制所消耗的电能是极其微小的,对世界持存性的消耗也是非常微小的。如果要减弱现代文明的不可持续性,那么也就意味着需要基于互联网技术更新现有的分配逻辑。这种分配逻辑的转变与人类生活方式的转变是同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

这也并不就是说人类就要逃避现实世界,把绝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在互联网中生活。我们可以发现,数字游民的线下生活也是很丰富的,他们积极探索着各种不消耗化石能源的身体技术与社会技术,比如像DNA团队那样开展各种活动,像面包树花园那样研究朴门永续理论,像Zazulu那样讨论世界秩序,他们的共同特征是,他们都会对活动进行记录和传播,从而让自己的理